我相信，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出口，一定又有人要立马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尖嚷爹骂娘了。这是个很奇怪的世界。阅读者成了理所当然的上帝，写作者不过是低贱的任人呵斥的劳力人。上帝要骂人，当然有骂人的理由。最充分的理由便是：要发就发完，发一半摆在这里，真以为自己是大腕，吊人味口啊。
因为看不到结局而骂人，相对而言，却比那些只看了一部分，便断章取义，或者根本一点都没看，自始至终完全不懂作者真实意图便破口大骂的，要讲道理得多。但是，就算这一部分不怎么讲道理的，且不论他们是否真正弄懂了文意，单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至少也还有令人敬佩之处。
最难耐的还是某些同样在被上帝斥责的“劳力人”，居然也学着上帝的模样，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一些刺眼的字词就破口大骂开来。有实例为证——
前几日，在一个群里发了一段文字：“……对啦  我点上灯  因为他那红兽般的巨大阳物足足丢了三四回  我担心那上头的血管  或随便怎么叫吧  会涨破的  尽管他的鼻子倒不怎么大  曾花好半天工夫去梳妆打扮喷洒香水  然后把百百叶窗放下  并脱得赤条条的  那阳物像根铁根  要不就是粗铁撬直直地那么竖着  他想必是吃了牡蛎  一定吃了几打  他那大嗓门就像唱歌一样  不  我一辈子也没觉出任何人有那么大的阳物……”
我还没来得及对这段文字作出必要的注解，就立马遭到了“变态”的责骂。当我说明这是意识流大师乔依斯的经典名著《尤利西斯》中的一段文字时，不但没有被相信，反又被斥为“你装什么啊，人狼！”
我没有学会骂人，所以我的回应只有很无奈的两个字：“无语。”
我的本意是想探讨如何写作，写作的方式到底有哪些，而我要在那段文字后作出的必要注解是：“这段坦白直率，恣肆酣畅的内心独白中夹杂着大量跳跃式的自由联想，真实而准确地刻画了摩莉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但乔依斯并非为为写性而写性，我们看到的是摩莉那旺盛的生命力和对性快乐的坦然的享受态度，这与布卢姆的性无能和在性行为上的偷偷摸摸的方式相比，当然更值得肯定。对摩莉的肯定实际上也就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对妇女自身性权利的肯定。”
本来，在这部小说写作之初，我就预料到大概会碰到诸如此类的场面。我跟好几个作家和编辑朋友都坦言：这部小说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被打入地狱，要么被捧上天堂；要么出版社根本就不敢出版，要么出版了，它就一定能火。它的题材的敏感性，它的伦理的挑战性，它的手法的边缘性，都是与普通的中国读者大相径庭的。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我依然没有想到，中国读者对西方现代派的了解竟然如此贫乏。在小说的创作观念上，不得不承认，我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总的思想特征，它应该是：提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这四个方面的尖锐矛盾、畸形脱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和虚无思想。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现代派文学表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现代派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都是孤立无援、处处受到排挤的，或者是与社会游离的局外人。他们认为社会是丑陋的、荒诞的，对现代社会充满局外感、厌恶感。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极端冷漠、残酷和思想感情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包括大自然和物质世界，现代派文学表现了否定自然的倾向。有些现代派作家把大自然看成是丑的、恶的、有的甚至诅咒大自然。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往往表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就像中国人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成功的就几乎很少。《百年孤独》的产生亦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地域文化上的背景，即印第安部族神话传说、图腾禁忌、巫术仪式、宗教世俗化等，所有这些形成了印第安民族特有的风俗。这也是魔幻现实主义最为现实的文化土壤。中国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引进始于1984年前后，其中最为优秀、最能体现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品是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除了扎西达娃，我也看不出有谁将此创作方法运用得恰当好处。
　　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创作。学习是一个偿试的过程，并不一定非要成功。
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创作了这部小说。我希望能从中挖掘出文化的冲突，揭露人性的矛盾，突现更深层的人文学上的意义。但是，没有人关心我的态度。《撕破的连衣裙》被误读，这是注定的。无论骂我的还是捧我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冲着那些敏感段落或敏感字词而来的。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悲哀，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部小说一定是孤独的。
孤独并不是什么坏事。太多的雷同并非文学的本质。就让它永远地误读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只有孤独和误读，才是捍卫文学本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无论如何，依然会有人骂它，也依然会有人捧它。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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