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者不愿有这样的结局，那第十章就是本部——《轮回》的结局。两个结局都会进入到下一部——《究竟》。
写这一章，令伯辰十分痛苦，每每在泪水和踌躇之中徘徊。伯辰以一介草民去背负大汉一族的声名，实感沉重。伯辰有那个特权，既可以杀戮，也可以赦免。但是，这不是那痛快淋漓的东西，这是写一个民族的深思。伯辰不敢以整个民族之代言人自居，只是想通过一个审判，向汉民族发出一个题问：我们在面临这个十字路口之时，该怎么办？这不仅仅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那样简单的，也不是面对倭寇那样可以毫不牛鱼。
开始。。。同治皇帝没有病死，他的两位皇太后也没有上吊，因为太放不下那些荣华富贵。恭亲王也不希望他们死，因为他们一死，自己就成了最大的罪魁，怎么抵挡嘛？
面对长跪在午门之前瑟缩发抖的数千名满清贵族，面对着身穿罪裙，自枷双手的同治皇帝，望着高举着那象征汉民族兴旺之意的，蓝田美玉铸就的“传国玉玺”，左宗棠真的感到了功业的来临。
上万的大军止住了前进，紫禁城前。
翻身下马，自整衣冠。左宗棠抢步上前，双手颤抖着，从同治帝手中接过那块放在锦盒中的玉。那是一块圆玉，“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左宗棠把那玉取出来，对着太阳看——真的无瑕！上面像是用血染似的，用血红的颜色嵌着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是和氏璧，为了它，秦赵两国曾上演了多少悲喜剧；为了它，孙坚不惜与中原豪杰闹翻了脸；为了它，多少汉族献出了自己的热血。这也许对其他民族来说，仅仅是象征取得了中国帝王主位的“传国之玺”。但对于汉民族来说，这就是一个神器，是用那块受到凤凰指引而开启的月亮石铸就的，再也无法寻到的，真正的“无瑕美玉”。虽然没有嵌上龙纹，但仍无法掩饰它的尊贵。
左宗棠面向南方，双膝跪倒在青石板上，双手将那玉高举过头顶，用尽平生之气大声呼喊着：“汉民族的祖先们，你们的儿子——左宗棠——今天——将这和氏璧，完璧归赵！”
一时间，万马齐喑，十万官兵都长跪在地上，山呼“万岁”！这不再是对任何一人的称呼，而是，我们敬告上苍：“汉民族的子孙，已经重新夺回那属于自己的，世世代代生长的土地。英雄的子孙们，已然完成不知是第几次的，历史大反击！”
左宗棠的大军没有再行杀戮，只是将这些满清贵族们，还有那些高官们统统投入大牢，留待监察院去对付。左宗棠知道监察院里颇有一班把满清恨得牙直格崩崩叫的主儿，不会轻饶了他们。要是从满清入关开始算账，那凭谁也逃不过一剐的。
对于这次审判，文武二君都已无力左右。由最高监察院组成的联邦联合公诉团，集中了各省赶来的多达二百名监察官插手此次审判。联邦最高监察院正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调查取证，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实在太多。联邦最高法院提醒最高监察院：这次仍要先从直隶联邦地方法院开始审，莫要如上次递错了法庭，还得公文旅行。在法官眼里，任何机构、团体及个人的诉讼地位永远是平等的，不管你的地位多高，在法庭里都一样的。但是，国会已经敦促联邦最高法院组成专门的审判法庭，以执行这一世纪性大审判。
文君是永远的温和派，他信俸“历史的真正进步始于妥协”这一格言。他认为杀死些满清贵族并不能真正消除汉民族的仇恨，反而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使联邦体制走向分裂的危险境地。到头来还得要军队完成血腥的统一。统一是必须的，无论用什么方法，这是文武二君，也是国会的意思。中华民族不能再分裂了。既然不能阻止世纪大审判，文君希望能先立法消除内战中获罪者的死刑。这是个温和的建议，至少可以消除一部分矛盾，至少可以减少杀戮，使满清比较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使满族能有一个相对体面的地位。可是，国会没有听文君的“苦口婆心”，倒不是国会主张杀戮，而是国会目前没有这么多工夫。如前所述，议员们正在接纳新省、建立更大的联邦议会，商议国号等等。。。
武君对审判并不感兴趣，他只关心国防军的建设。要多说一句：以前的太平军、解放军、联邦军等称号改称国防军。正如宪法中所言，“国防军不能对抗本国民”。而只有国防军是联邦政府所管辖的武装力量，他们的经费来源于国防军费，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之中的。那么，对于国内的犯罪和叛乱，就只有向议会再申请专项资金，建立一支武装警察部队来对付了，这很麻烦的。国防军和武装警察的区别是：国防军在和平时期也能保持一支实力强大的队伍，而武装警察不行。国防军是使用专项国防经费，而武装警察的经费主要由各省自己支付，部队也是自己管理。各省对自己的武装警察有绝对的支配权，如果哪个省认为自己的治安良好，可以根本不设立武装警察。联邦政府需要调动武装警察时，需向各省借用，而且要支付费用的。这样的好处是：联邦政府没有可以用来独裁的武装力量。
武君的担心在后面，现在暂不提。
联邦内的新闻界是不听政府的什么“舆论导向”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怎样的言论都有：《彻底清算满族的罪行》、《为千万死难的汉族同胞报仇》，当然还有《汉族是仁慈的，我们不是噬血者》等等。文武二君从各自的出发点，都希望能从宽处理这些满清的遗老遗少，但是监察院已不是他们的手下，而百姓的复仇情绪已被舆论激起，哪里还挡得住？武君干脆就护住自己的将军们，不让他人进前，而文君要保护的太多了，整日里在那里犯仇。不顾一切地抵挡民众的复仇，不仅是无力的，而且是危险的。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威胁文武二君，说他们要再提善待满清贵族，就要以叛国罪起诉他们。文武二君现在已不是思考如何在建国后从容引退，而是如何面对建国前就已经纷乱的政局。
国会是什么意见？——他们现在没意见，因为他们正忙着定都、接受新省的加入，以及接收清廷的遗产——那可海了去了，足可顶一百年的联邦税收。清廷的腐败，使他们还没来得及将这些财富都给了洋人。“一帮连浪费都没能力的家伙！”，接收大员们这样评价。
清廷的汉族官吏都比较好过些，在舆论里，虽然也被定为汉奸，但汉奸至少比强盗受到的惩罚要轻，而且现在的汉族官吏也没有直接参与那些杀戮。好象人们说只要交罚金就可以了，至少报纸上是这么说。《百姓》报是第一个在北京发行北方版的，其每天都刊载人们对世纪大审判的看法，还采访了许多著名人士。
大帅左宗棠是喜欢接受采访的，他永远是些豪言壮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引用了西汉时追击匈奴的将军陈汤写给汉武帝的信。当时陈汤的全信也只有这么一句话，而随着那信送去的，还有匈奴单于的人头！他左宗棠目前有说这个话的这个气魄，也有这个资格。在报纸上早已没有人提及他的集团军的番号，通篇都是左宗棠军如何，左大帅如何。官兵们也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的军队，好象给左宗棠当“左家军”比当“国防军”更有地位。
监察院的宣盛已是著名监察官，血气方刚的他深受那些媒体的感染，认为应该严惩满清贵族。因此，他发言说若是他带队进行诉讼，一定会使那些“侵略者”以及汉奸们“得到自己应得的下场”。至于是什么下场，宣盛便再也不肯讲了。自从败给状王以后，他的确变得深沉多了。
啊！别忘了那状王。恭亲王奕欣与宋世杰是老友，早在宋世杰在北京时，恭亲王对其颇为赏识，大有拉拢之意，每每在太后面前回护他。在宋世杰得罪慈嬉太后之时，恭亲王又设计令其一家“全部烧死”，而后隐姓埋名，重新回到广州生活。在大清律例的修改方面，恭亲王也对宋世杰颇有依重，二人的交情不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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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和他的两宫皇太后以及众妃子们只在监狱中苦等着自己的下场，没有人肯为他们出力。从前的大臣们不是同样受困狱中，就是为保自己而公开表示与侵略者划清界限。在一个汉人统治的世界里，他们有如当时被困井的徽钦二帝，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辽宁一省本是满族的发源地，但目前尚未加入联邦，因此在国会中并无发言权。
受舆论的影响，国会正在讨论一部《忠诚法》，即所有加入联邦的议员必须宣誓效忠统一的中国，并公开承认满清入关二百余年皆为侵略行为。议会里不乏温和派，因此这部法讨论了很久，至今没有下文，由此辽宁一省的加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整个狱中的满族人里，只有恭亲王在作努力。正因为恭亲王与宋世杰关系密切，使得恭亲王在狱中写信给广州的宋世杰，请他务必帮自己一把。因为满世界都说宋世杰已表示不给清帝出力辩护，恭亲王遂不再对同治皇帝的下场报什么期望，现在是保自己的时候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满朝文武都时时将帝王摆在自己的前面（这也是封建社会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也许那个大清朝不会堕落到这步田地，也许当初会拼死打赢洋人，也许就没有了太平天国，也许就不用伯辰搞个异时空了。但这世界没有也许，至少本书没有，汉族打赢了反击战，现在是清算历史的那笔旧债的时候了。
众所周知的是，那宋世杰极重情义，而且是孝子，更是妻管严。当初天顺祥的席茂之为请宋世杰出山帮王炽打赢铁矿官司，就走的其妻白玲珑的门路，于是宋世杰才答应一辩。
这次恭亲王写了三封信，分别给宋父、白玲珑和宋世杰。
恭亲王要请状王出山的消息很快就成了一个重大新闻。监察院又轰动了，这次监察院虽调集了几乎全国的精锐，但仍觉得有以小学生去斗大宗师的感觉。状王平生从未败过任何一场官司，至少到现在是这样的。《从未打败仗的状王怎样打赢绝对打不赢的官司？》这竟是从不过问司法的《商报》的头版标题。
恭亲王本人十分聪颖，在当初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时，曾只身留在北京与列强周旋，人称“鬼子六”，这是称他善于与洋人打交道，而从那时起，他就成为清廷所依重的首辅王爷。这次恭亲王使出全部的智慧，要为自己的命运博一下了。
那给宋父的信中写到：“不才已十二万分地知罪了。自小，在下就从书中读到了满清入关时的残暴，每每思之，不胜惭愧之至也。但是，祖上的罪过，难道还要子孙们去承担吗？小侄在任期间，对满汉一视同仁，并无屠杀汉人之恶行。。。侄也曾发奋图强欲以兴邦，唯以一人之力，无力回天尔。。。”
那给白玲珑的信中写到：“愚兄泣拜于前，希看在我侄继祖面上，思兄亦有子女，尚有白发老母在堂，实不敢先死。现兄之一门性命，实存乎弟之一念中。弟媳乃天之骄女，素有侠骨仁心，即视将死者不顾，令白发送黑发者耶？！”声声泣泪，字字带血，悲情之意溢于字里行间，催人泪下。
看完那些信，宋父和白玲珑也踌躇了，他们不敢再如以前那样替儿子、替丈夫去做如此一个决定。因为，大义在上，人情在怀，实难以左右。
是夜月朗星稀，宋世杰没有出来同家人用晚餐。一家人不约而同地轻步来到宋世杰的书房前，却发现他正在院子里赏花，而那一直陪同左右的阿坚却没了踪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是宋世杰在轻声吟诵。众人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宋父默默将那两封信递给宋世杰，拍拍儿子的肩膀，没有说话。宋世杰接过信看了看，从袖中也拿出一封信，交与父亲。众人展开来看时，却是恭亲王写给宋世杰本人的信，字很少：“中国满族人爱新觉罗．奕欣，今向广州状师宋世杰请求代理其一切刑事及民事案件，特此授权。年月日，并有签字。”
？！这原来这是一纸授权委托书，除此再无其他。
宋父又看了看那三封信，叹了口气，“世杰，恭亲王煞费苦心哪！三支镖中了三个人，不愧是一代雄才，可惜啦！”
白玲珑也走到丈夫面前，“世杰，你决定了么？”
宋世杰笑了：“你们以为，我要是出山，能帮恭亲王打赢官司吗？”
“状王无败迹！”这话竟出自阿坚之口。不知何时，他也来到众人之间，手中还拿着一份报纸。“这是今天香港出版的《镜报》，标题是：《状王开口，无人能敌》。看来少爷此番是要开口辩论才行了。”
宋示杰没理会阿坚的恭维，他问妻子：“玲珑，你认为呢？”
白玲珑毫不犹豫：“世杰没输给过任何人，我永远相信你。”
宋世杰走到宋父面前，“父亲，您看呢？”
宋父沉思半晌，“吾儿天才。若求其生，可有九成把握，若求其免刑，只有四成胜算。”
“哈哈，父亲实在是爱惜儿子啊！”宋世杰眯缝起眼睛，“反正现在没什么事，明天我们起程，陪父亲往北一游如何？”
宋世杰一行起程往北的消息很快就刊登在多家报纸之上。他们此行阵容超过了那次铁矿之争，因为宋世杰的父亲在出行行列之中。宋父本身也曾是状师，只是晚年功成归隐，光辉没有儿子那么大而已。这次亲自出马，自是令国内的报纸议论纷纷。
《香港商报》评论说：“这次宋家是为报当年恭亲王保其全家的大恩，以全部阵容面对监察院的数百名精英。而最好的结局，是监察院不再以恭亲王为主要诉讼对象，以避开两支强力队伍的正面冲突。”但是，该文一出，使得监察院不得不思考是否真的要面对宋世杰了。其实宋父的能力大家都不知道，但此行前来之意，大家都不敢猜测。在诉讼方面，宋世杰的确是师承乃父，虽有青出于蓝之意，但宋父绝非泛泛之辈。有的报纸还找到早先宋父打的一些官司，都说宋父也极少有败迹的。
且不提媒体的说法。宋氏一家在广州黄埔乘坐泰记轮船公司的客轮，第一站是上海。在船上，又有多位记者赶着采访宋氏，但他们都没有收获，因为宋家一致表示这仅仅是一次私人旅游而已。——凭谁能相信！
宋家在上海下船，游览了黄埔江的喧闹之后，径自去了嘉定县。那里新立了一座“嘉定三屠惨案纪念碑”。宋氏一家在那正在建设之中的碑前凭吊了一番。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就有报纸说宋世杰在忏悔，他可能要大义灭亲，转而靠拢监察院，作为公诉方出现在法庭上。对这个消息被监察院既不承认，也不譬谣。而且也没多少人会相信，堂堂状王怎能与那些年轻的徒弟一样的监察官为伍？而且，如果要公诉，监察院目前已是实力强大，并不需要状王的帮助了，这也不符合状王的一贯作风。总之，国人都想看一出状王“只虎斗群狼”的好戏。
在北上的路上，宋家接到了一封信，信中威胁说如果宋氏胆敢为侵略者辩护，就以“叛国罪”杀之。信写得并不很恐怖，洋洋洒洒，厚厚一迭，颇有说服之意。
“尊敬的状王先生：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汉族百姓写给你的信。我们知道满清的那个鞑靼人曾帮助过你们家，我们也知道你是重情义之人，这本就是我大汉民族的美德。但是，报恩亦有道，岂可以民族利益相当耶？君举家拜偈嘉定之举，足以证明宋氏一门拳拳大汉之心，悲天悯人之情。
满清一族窥伺我大汉国土久矣，早于宋时即缕犯中原，直到努尔哈赤叩关之祸。汉民族每每奋起抗之，每每失败于自家之手。前有武穆之冤，后有袁帅之祸，自毁干城，实乃大汉之惨剧也。
当鞑靼人南下侵略我汉族之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更有留头不留发之举，并大兴文字狱，如是二百年来，我大汉一族精英被戕，文明被毁，几落得江山变色，百姓换颜之地步。如此深仇大恨，不兴问罪之师，如何面对死难的祖先？如何面对死战不降的史阁部？如何面对我们的子孙！是问如何举汉民族兴旺之大旗？又如何能给侵略者以警戒？
数百年来，从岳武穆到袁都师，从天地会到太平军，从史公可法到文武二圣，都以复兴大汉为己任，以驱逐鞑虏为目标。如今汉室中兴，敌酋授首于前，一统河山于斯，何不力举复仇之刃，以雪千年之耻？！
宋氏一门忠烈，每每官司必以百姓伸冤为己任，实为我大汉一族之栋梁也。就此，我们以大汉一族的名义请求你，放下一己之小义，而遵从汉民族之大义，加入到审判侵略者的行列中来，不令合族寒心，敌人称快。屈死于鞑靼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汉族百姓——在期待着你的行动！”
信的落款是“铁血丈夫”。
阅毕此信，众人无语。但宋氏一家似乎并不为所动，次日仍游山玩水，很是悠闲。只是，宋氏不再乘船北上，转而走陆路，经江阴北渡长江，往扬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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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史可法的祠堂前。
由于当地百姓出巨资在翻修这座祠堂，拜偈者只能在外面看看，其中就有刚刚到来的宋世杰一家。
众人围祠堂而缓步行去，却发现路边的茶亭中柱上题有一诗。那是小杜的作品了，“烟笼琵琶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尤唱后庭花。”
此诗此时读起，却与热闹非凡的史氏祠堂工地对比鲜明。宋世杰总是面无表情地看待面前的事物，他只轻抚了那柱子，便忙着给父亲递茶了。
联邦政府的首都终于选定——在江宁。因为北方的省议员们才刚刚进入议会，并没有适应老油条般的南方议员们咄咄逼人的辩论方式，使得在这个议题上，南方的意见占了上风。
定都以后，政府的各机构就开始忙着大搬家。虽然江宁的新政府建筑尚未完成，可那些老爷们已迫切想搬到大城市了。江宁无论在水路交通还是在电报通讯方面，早已超过了赣州，这也是商人们利益驱使的结果。
容闳做政务院总理已是第五个年头。他每天都有如一台蒸汽机般地工作着，可越来越感觉不出快乐。对于那世纪大审判的题目，记者当然也对容闳进行了采访，可容闳表示对此不感兴趣，他只回答说那是法院的事情，请记者们找法院问话。
最高监察院现在可牛了，他们肩负着对“侵略者”的公诉重任，当然觉得自己身份不比平常。此次迁都对监察院是个改变自己地位的好机会。监察院早就向总理提出要在主建筑群中办公，而不像其他部衙门那样另找地方，但容闳以地方狭小为由拒绝了。在新国都的政府建筑设计评审会上，监察院向国会提出要在最高法院的对面建设自己的办公大楼，以取代那个已成了闲聊天场所的“新闻大厦”。三权分立的建设格局是不可能动的，其他机关若要动脑筋，就只有盯着那个所谓的“自由市场”。
在建筑方面，文君又一次占了上风。他抬出宪法，以“第四权”的名义将新闻大厦在政府主建筑群中的地位固定住。此举得到了几乎所有新闻媒体的支持，使监察院不得不放弃先前的努力。
监察院已经出离地愤怒，他们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文君，指责他包庇满清侵略者，是汉奸。没有人会以为文武二君是汉奸的，这也只是逞口舌之快而已。
文君其实也不想宋世杰参与审判，因为宋世杰实在太有能力了。很多人对宋氏的辩论能力崇拜到迷信的地步，相信他在没有理的情况下也能找出理来。大家都认为，如果宋氏出面，恭亲王肯定能脱罪，但这势必影响到对其他侵略者的审判结果。如果大清一朝的首辅王爷都可以脱罪，那还审什么？！
报纸上说，在四川有一批抗清义士，已经在往北京的路上，他们个个身着明代服装，自称是原四川天地会，现称“大汉复兴会”。他们扬言要在街上斩杀所有的侵略者，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儿童。无论这是不是事实，文君认识到，如果汉族百姓的仇恨得不到暄泄，那终究会造成一场无政府状态下的屠杀。那些满清贵族现在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二百多年的寄居生活，早已将他们的斗志消磨光了。
“既然不能阻挡，那就让他们得到应得的下场吧！毕竟，他们是侵略者，这无可辩驳的。”文君这样安慰自己。
联邦最高法院终于组成了特别法庭，以执行世纪审判。
根据联邦宪法，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受下列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之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之审判；获知受控事件之性质及原因；有权保持沉默，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与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被告之证据，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为此，大多数在押的罪犯都请求法院给请律师，因为所有满清贵族及在押高官的财产都被查封，他们请不起律师了。但是，监察院立即跳出来，以被告不是联邦成员，没有宪法权力为由拒绝为他们这一请求。文君以为这不符合当时设立宪法的基本精神，遂要求举行国会听证，以阐述自己立宪的本意。文君是宪法的唯一撰写者，他的解释对宪法的意思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但是监察院立即要求国会拒绝文君的请求，理由是文君不属于立法机构成员，无权对宪法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他只是个平民，只能在公众媒体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尽管他曾经是宪法之父。
监察法院这一作法若成立，实际上将宋世杰的辩护权也取消了。
监察法院这一明显带有种族立场的作法，有维护立法与司法两大权力的目的。没有人能超越法律，文君也不能。中国人不承认有造物主的存在，因此也没有了神。这样的结果不一定合理，但是，只要做到“法律之下，人人平等”，那就是合法了。
有人说：“不合理的法是恶法”，但“不合法的理”是什么理呢？
但文君的请求还是得到了批准，国会的理由是：文君虽不能参与立法行为，但可以平民的身份接受国会的问询。最高法院没有接到任何公文，因此也没有发表意见。
文君早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对“请律师”的看法。他认为：请律师帮助打官司不仅仅是中国公民才能有的权力，这是一种作为被告就必须有的权力，这是保证被告在法庭上能有平等的诉讼地位的一个权力。话说回来，中国人在外国处于被告地位时，也应该有权请律师。
“当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人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个人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么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文君仍考虑到并不能戳痛那些民族主义者，他在完成国会听证时的侃侃而谈之后，对自己作了表白：“某并不袒护那些侵略者，他们的罪行应当受到审判。但是，他们也是人，也有作为人出现在法庭上的权力。因此，公平的审判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我们中国人更是必要的。某也是汉族，也对他们心怀仇恨，但这并不是超越法律的理由，否则我们就不要去审判，直接屠杀就可以了。”
文君在国会的发言实际上给了监察院面子，承认他们的实力。他也一次次表示最终的裁决权属于人民，属于代表人民的大陪审团。“让他们真正受到人民的审判吧，还怕他们得不到应得的下场？”
终于，监察院做出让步，同意将在押犯人的请求递交特别法院。
可是，没有律师肯为他们辩护，理由都很官冕——他们付不起律师费。那时还没有米兰达法则，文君后悔当初没有将宪法写得完全些，他只有又一次走上国会的听证会，去为自己撰写的宪法做填补。
米兰达法则很简单，也许看过美国警匪片的都熟悉警察们抓住歹徒之后的行为。他们一边气串、喘嘘嘘地给罪犯戴上手铐，一边向被抓住的嫌疑犯背诵了“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任何你讲的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这句话。而在此之后，就是背诵“你有权请一个律师……”这就是米兰达法则。如果一个平民请不起律师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法庭将会为你指派一名律师。宪法规定请律师是被告的权利。
文君尽力避免在听证会上触及侵略者这个词，“如果一个被告没有钱，那他的诉讼权利如何得到保障？我们的法院为谁而开？我们的法律为谁而立？是少数的财主们，还是千万的百姓？”
可是，这次无论文君如何解释，国会的议员们都不会通过那个为保障侵略者的诉讼权利而设立的《司法救济法案》，“我们拿的是自己百姓的税，不能用来去为侵略者出钱辩护！”这是一位议员对文君的反诘。
文君的立法观点得到了不少议员的赞同，部分的。因此《司法救济法案》最后虽得以通过，却被加上了“本法仅对于本国民有效”的字句。
法案的辩论内容同法案一同被公布。新闻界的反应不一，有的说文君又为穷人立了个好法，也有的说文君仍是在包庇侵略者，只是阴谋没有得逞罢。
